古人重农轻商，并不是说没有商业经营的土壤，中国那么大，资源分布很不均衡，倘若没有商贾往来转运，很多地区的老百姓都只能勉强活命而已，根本不可能凝聚成偌大的一个帝国。

　　所以商业从古早以前就开始发展了，“商”这个字，原本就是殷商的国名，据说商人善于买卖致富——他们的老祖宗王亥就是在贩牛卖羊过程中被有易氏谋害的——所以后世才会把这种经营称之为“商”。春秋战国之际有子贡、陶朱公、白圭，秦有吕不韦，汉有卓王孙——卓文君她爹——都是史载有名的豪商富贾。到了晋代，还有石崇。

　　石崇富甲天下，根据史书记载，他是靠在荆州刺史任上抢劫商贾，才积聚起了万贯家财，不过这种说法未必靠谱。应该说，石崇是靠抢劫淘到了第一桶金，其后他也利用职务之便，进行过一系列的商业活动，以钱生钱，这才治下了偌大的产业。

　　但是政府对于商业活动的管理手段却始终落后，要么根本就没法从商人手中获得什么税收，导致社会思潮普遍嫉商恨商——对国家毫无贡献的家伙却能够越来越富，换了谁都会不满啊——要么只能盘剥商贾，涸泽而渔。好比说汉武帝时代的桑弘羊，他出自商贾之家，却背叛了自己的阶层，帮忙武帝施行“算缗”和“告缗”，导致“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”。

　　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都是很低的——石崇之类官商例外——这就导致了商业活动毫无风险承受能力，一遇兵燹，最先萎缩。商业的萎缩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经济的衰败、庄园经济的兴盛——世家大户庄园中有耕有织，还有各类工匠，日常用品皆不假外求，要商贾没用啊——而在庄园林立的地区，又哪有官府权威、统一政令可言？

　　当然这么深刻的道理，就连裴该都只模模糊糊有点儿想法而已，熊远自然是瞧不透的。只是在士人阶层普遍轻视商业的前提下，这位熊相却能够想到以商致富，不管是不是有实际可操作性，他的眼光都可谓相当独到，值得叹赏了。

　　是不是因为他祖父本是石崇家奴，受到过耳染目濡，故此“家学”渊源呢？

　　裴该走了一天的路，本来有些累了，打算去休息了，忽听熊远谈论起商业来，不禁精神一振，起了兴致，于是微笑着教导熊孝文：“熊君，商业固然可以致富，然须有所产，斯能有商，今徐州有何特产，可以贩卖他乡啊？岭上树木，他郡国亦有，而徐州木匠，又无特技、远名，靠着贩卖些水产、器具，安能获利？且天下丧乱，百姓困穷，又拿什么来购买君的产出？”

　　熊远闻言，不禁深深地皱起了眉头。因商致富，进而恢复彭城国民生之事，他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构想而已——因为光靠种地、养蚕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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